扬子晚报讯(通讯员 袁雪飞 王小林记者 贾晓宁) 去年6月，在栖霞区某企业做保安的杨先生(化姓)在单位值夜班时留下一封遗书自杀身亡，由于杨先生患有抑郁症，他的死亡到底能不能算做工伤，死者家属跟企业进行了交涉。最后，在栖霞街道司法所的调解下，杨先生家属获得了20万元赔偿。

　　去年6月份的一天，和杨先生一起值夜班的同事起床发现杨先生床上没人。床上放着一张纸，拿起来一看竟是一张遗书，上面写着自己患有抑郁症，生活太痛苦，有了厌世情绪，才选择自杀。后在场内一废弃仓库发现杨先生尸体，企业随后报警，并把杨先生的死当做工伤上报了。但是，让企业和杨先生的家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市工伤管理处通知企业，此类自杀身亡事件不在工伤范围以内，不能认定工伤。企业也以此回复为依据，认为自己企业无责，没有给死者家属赔偿。

　　这样，杨先生的家属带着死者的遗像到企业要说法。死者家属认为死者是在上班时间而且死亡的地点也在厂里，企业有责任，要求企业按照工伤或者参照工伤处理，要求厂里赔偿人民币50万元整。而且死者家属还指出，北京有类似案例，患有抑郁症死者在上班时自杀身亡，但是经过法援判定，企业要按工伤标准赔付。但是企业坚持认为，自杀是死者的个人行为，与企业无关。作为企业认为可以在人道主义上补助人民币5万元。由于赔偿数额分歧较大，双方矛盾加剧。

　　后双方到街道司法所调解，在了解完全部的案情之后，调解律师指出，关于工伤的认定需要有3点，即指在工作时间，工作地点，以及工作原因，造成企业员工死亡，应该算做工伤。但是在上班途中出现意外，也认定为工伤。以杨先生的行为来看，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属，都不能认定工作是否是造成杨先生患上抑郁症的重要因素，所以坚持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数额进行赔偿，都不尽公平。此案和北京的案例区别是，北京的案例，死者家属提供证明，死者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抑郁症自杀，企业必须做出赔偿。而杨先生的案例，就算工伤认定部门不肯认定，但是企业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，应该对死者家属做出适当的赔偿。通过三天艰难地调解，企业表示考虑到死者家庭实际困难，答应死者家属补助人民币20万元，此纠纷最终得到圆满解决。

(原标题：夜班留遗书自杀引工伤认定纠纷)